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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滁州的垒土尚未完全干透，城墙的修补仍在继续，田间的禾苗刚刚抽穗，夏日的滁河泛着浑浊的黄色波涛。就在这百废待兴、辛弃疾几乎将全部心力都投入到这一州一地的经营中时，一道自临安而来的驿马，带来了朝廷新的任命。

    “知隆兴府（今南昌），兼江西提点刑狱公事，节制诸军，便宜行事。”

    诏书上的字句，清晰而有力。隆兴府是江南西路首府，地位远非滁州可比。江西提点刑狱，掌管一路司法刑狱，更是实权要职。而“节制诸军，便宜行事”八个字，尤为关键——这意味着他获得了江西一路的军事指挥权，且拥有临机决断、先行后奏之权！虽然“诸军”主要指地方厢军、乡兵，并非朝廷最精锐的禁军，但这已是辛弃疾南归以来，获得的最具实质性的军事授权。

    放下诏书，辛弃疾站在滁州州衙庭院中，良久无言。初夏的阳光透过老槐树的枝叶，洒下斑驳的光影，微风拂过，带来泥土和青草的气息。远处，校场上传来士卒操练的呼喝声，那是他亲手整训出的“滁州守御阵”在演练。

    他知道，这道任命背后，必然有张浚等主战派大臣的推动，或许也有皇帝对他滁州政绩的认可（滁州情况想必已通过渠道上达天听）。但更深层的原因，恐怕是朝廷——或者说主战派——在经历了一系列挫折与内部斗争后，迫切需要在前线有所作为，以证明“恢复”之策并非空谈，而辛弃疾在滁州展现出的务实干练与治军才能，恰好成了他们可以投下的一枚棋子。

    棋子也好，机遇也罢。辛弃疾心中并无太多计较。他只知道，这“节制诸军，便宜行事”的权力，正是他梦寐以求的！这让他终于可以超越一州一地的局限，按照《美芹十论》中“致勇”、“详战”的理念，去尝试组建一支真正属于自己、真正能战的队伍！一支不单单用于防守，更能用于进攻、用于实现他心中那个“渡淮扰敌”、“积小胜为大胜”构想的精锐力量！

    他几乎没有耽搁，迅速交接了滁州政务（举荐了通判中一位踏实能干的官员暂代），带着赵疤脸等核心旧部，以及从滁州守军中挑选出的数十名最为悍勇忠诚、已初步接受“滁州守御阵”训练的士卒，南下赴任。

    隆兴府比滁州繁华何止十倍。城郭雄伟，街市喧嚣，赣江穿城而过，帆樯如林。江西一路，素来是财赋重地，也是兵源之地。然而，与滁州初至时的破败不同，这里的“问题”更加盘根错节，隐藏在繁华的表象之下。

    江西提点刑狱的公廨气派庄严，案头堆积的刑狱卷宗更是浩如烟海。辛弃疾到任后，并未立刻插手具体案件，而是先以“整饬军备、巡阅防务”为名，手持“节制诸军”的敕令，开始巡视江西各州县驻军。

    所见所闻，触目惊心。各地厢军、乡兵，与滁州初时情形类似，甚至更糟。空额严重，十成兵力往往实存不足六成；装备朽坏，刀枪锈蚀，弓弩松弛；训练全无，士卒或沦为长官私役，或散漫游荡，毫无纪律；将领多是纨绔子弟或关系户，只知克扣军饷、吃空额，对军事一窍不通。更严重的是，许多地方驻军与当地豪强、胥吏勾结，沦为欺压百姓、维护地方恶势力的工具。

    辛弃疾强压怒火，一一记录在案。他知道，靠整顿这些烂到根子里的旧军，短期内绝难成事。他要的，是一支全新的、从零开始、完全按照自己意志打造的铁军！

    他回到了隆兴府，闭门数日，仔细筹划。他要组建的军队，必须满足几个条件：第一，兵源纯净，最好是来自深受金兵之苦的沦陷区难民、破产农民、猎户、以及各地尚有血性的抗金义军残部，他们对金人有刻骨仇恨，战斗意志坚决。第二，完全脱离现有腐败的军事体系，由他直接招募、训练、指挥，粮饷器械也需独立筹措，避免被旧势力渗透掣肘。第三，训练必须严苛、务实，融合他在山东义军、江阴“保家拳”、滁州“守御阵”的所有经验，更要加入主动进攻、长途奔袭、小队配合等元素，目标不是守城，而是能战、敢战、善战！

    他将这支构想中的军队，命名为“飞虎军”。取意“如虎添翼，迅捷凶猛”，既暗合他“马作的卢飞快”的词句豪情，也寄托了这支部队将来能如猛虎下山，直扑敌巢的期望。

    计划既定，他立刻行动。首先，他利用提点刑狱的职权和“便宜行事”之权，以“缉捕盗匪、弹压地方”为由，向朝廷和江西各路、州发文，要求各地配合，允许他在辖境内“招募勇士，充实防务”。同时，他派赵疤脸等绝对亲信，携重金和书信，分赴淮南、荆湖北路等靠近前线、流民聚集之地，以及传闻尚有抗金义军活动的山区，暗中招募。

    招募标准极严：年龄二十至三十五，身体健壮，无不良嗜好，需有同乡或可靠之人作保。最重要的是，需当面回答几个问题：“可曾与金人结仇？”“为何投军？”“怕不怕死？”回答含糊、眼神闪烁者，一概不要。专挑那些眼中带着仇恨火光、回答干脆、有血性的汉子。

    与此同时，辛弃疾在隆兴府西郊的赣江之畔，选中了一片背山面水、地势开阔而又相对隐蔽的滩涂荒地，作为飞虎军的营地和练兵场。他亲自督工，带领先期抵达的滁州旧部和招募来的第一批新兵，砍伐竹木，搭建营寨。营寨布局简洁实用，营房、校场、马厩、匠作坊、粮仓、医营分区明确，更预留了扩大规模的空间。

    粮饷器械是最大的难题。朝廷拨付的常规军费杯水车薪，且经过层层克扣，到手寥寥。辛弃疾早有预料。他一方面利用“提点刑狱”的身份，“查抄”了几处证据确凿的豪强私设的非法矿场、赌场、以及与金人走私的商号，将罚没所得（部分上缴，部分截留）充作军资；另一方面，他亲自拜访隆兴府及周边州县的富商大贾，陈说利害，以“保境安民”、“投资未来”为名，“劝募”钱粮物资，并许以未来商贸便利等隐形回报（此事颇为敏感，辛弃疾做得极为谨慎，留有后路）。他还从虞允文等旧交处，争取到了一些江南制造军械的“内部渠道”，以优惠价格购置了一批质量上乘的刀枪弓弩和甲片。

    就在飞虎军草创、千头万绪之际，阻力如期而至。

    首先是来自江西本地官场的非议与掣肘。不少官员对辛弃疾这位“空降”的年轻长官本就心存轻视，见他不安分于刑狱公务，反而大肆招兵买马，搞什么“飞虎军”，私下议论纷纷。有说他“好大喜功”、“劳民伤财”的；有怀疑他“拥兵自重”、“图谋不轨”的；更有与地方豪强有勾结者，因辛弃疾查抄其利益而怀恨在心，暗中散布流言，说他“纵兵扰民”、“克扣军饷”，甚至写信到临安告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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